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談用人，曾說「Integrity是第一個標準」；一個人不符合誠信標準，他不會留在身邊，因為即使此人能替公司賺錢，長期仍是危險。 把這把尺放到國立清華大學，問題更尖銳：清大把未來四年交給高為元時，高為元是否也把未來四年交給清大？ 2026年5月1日，高為元展開清大校長第二任；5月4日至5日，便赴美參與另一所大學的校長遴選，最後未獲選。 事後他承認輕忽校長職位的特殊性，辜負清華人的期待，願接受調查，也以捐出薪資表達歉意。 可是，錢可以捐，信任如何補？ 如果美方錄取，清大得承受新任期剛開始就失去校長的風險；美方沒錄取，高為元則繼續執掌校務。 校長保有尋找下一站的選擇權，學校卻替他的選擇承擔人事、校務與聲譽的不確定性。

清大不是任何人的備用選項，也不該由另一所大學的錄取結果，替自己決定領導者。 校長當然有轉職自由。 但續任不是一般聘僱關係的延長，而是全校再次授權他領導四年。 教師依此布局研究與團隊，校友依此支持募款與發展，學校依此承諾未來。 才剛接受授權就赴外校面試，傷害的不是一紙合約，而是領導者與全校之間最難修復的信任。 密西根大學校長Santa Ono的案例，說明一所大學如何守住主動權。 2024年10月，該校董事會一致同意將他的合約延長至2032年。 約七個月後，Ono成為佛羅里達大學校長遴選的唯一決選人。 密西根董事會立即告知師生，強調將「維持穩定的領導」，安排代理與交接，並於5月8日接受他的辭職。

後來佛羅里達州主管董事會否決任命，Ono也沒有回到密西根繼續擔任校長。 密西根董事會沒有宣布「參選他校必須辭職」的通則。 然而它的處置毫不含糊：校長一旦選擇下一站，學校就要先照顧自己的穩定，不能坐等他校替自己決定命運。 Ono與高為元的新任期時距不同；正因高為元赴美面試發生在續任第三天，清大更該問：這個四年承諾，在校長心中究竟有多少分量？ 阿拉斯加大學系統校長Jim Johnsen的故事，則刺破「沒去成就沒事」的幻想。 2020年6月，他在任內成為威斯康辛大學系統校長遴選的唯一決選人。 阿拉斯加董事會起初公開支持，也預先討論他若離任的代理安排。 6月12日，Johnsen退出遴選，表示願意留在阿拉斯加。

十天後，董事會仍宣布雙方經審慎思考，同意由他離任。 這十天裡，當地教職員工會發起要求Johnsen辭職的請願，批評經費、招生與士氣等既有問題，也指責他在學校承受巨大壓力時另尋職位。 董事會主席說離任涉及多重因素，沒有將求職列為唯一原因。 換言之，不能把此案說成「求職失敗就被趕走」；但可以看見，對外求職足以引爆既有的領導疑慮。 校長表示願留，不等於學校必須繼續信任。 誠信不是發展藍圖上的一項口號。 募款成績、世界排名與行政能力，都不能為一個受質疑的四年承諾背書。 捐出薪資可以改善學生宿舍，卻買不回師生對校長去留的信心。 把整所大學的未來押在一位續任伊始便尋求他校校長職位、領導信任已受衝擊的人身上，才是清大最不智的一場豪賭。

我主張高為元主動請辭，清大同時完成獨立調查，公開必要時序，並安排平穩交接。 請辭是承擔領導責任；調查則是修補續任與資訊揭露制度。 密西根大學沒有把交接押在佛羅里達大學的決定上，阿拉斯加大學也沒有因Johnsen退出遴選，就停止判斷他的去留。 清大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必須有勇氣自己決定：什麼樣的誠信，才配領導清華。 ＊作者為中華民國應用管理協會理事長、南澳大學企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