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天真地相信高等教育有能力灌输道德标准，谁就显然没有研读过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大学史。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一九二七年，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出版了《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书，内容谴责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堕入极端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在那个时间点上，虽说墨索里尼才权倾意大利五年，而希特勒距离把持德国政坛与让法国称臣还分别有六年跟十三年的时间，但班达已经可以看见不少欧洲学者在政治里扮演的恶性角色。 那些人理应在生活中追求心智的发展，他写道，结果他们却一手导入了「政治仇恨之智识组织化时代」。

须知当时那些仇恨，已经开始从思想领域朝暴力领域转进―并为整个欧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续。 事隔百年，美国学术界走上了政治上相反的方向―右倾变为左倾，但结局基本上可谓殊途同归。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不同于德国人―对此提出点办法。 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与班达不无同病相怜，我惊叹地看着知识分子同志们的叛变。 同时间我还目击了大学的董事会成员、捐助者与校友愿意容忍美国大学被政治化在一个由「觉醒」进步派、「批判性种族理论」信奉者，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辩护者所组成的非自由派同盟手中。 在这整段时期里，朋友们都不断跟我保证我是在小题大作。 毕竟怎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在大学校园里看见更多的多元、平等与共融？ 更何况话说到底，美国大学不一直都在左倾吗？

我的这种忧虑，或许只是进一步显示我是那种在学界没有前途的保守派？ 唯这类论点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后便不攻自破，因为「激进」学生与教授对哈玛斯针对以色列所犯下暴行的反应，揭露了当代校园生活的真实面貌。 对以色列在加萨地区的政策所抱持的敌意，动辄就会滑坡成反犹太主义，这一点如今已无庸置疑。 我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一幕是我一个犹太朋友的儿子，作为在某常春藤盟校就读的研究生，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回到自己被指定的书桌后，发现有人小心地把一张纸条放在他的电脑键盘底下，上面用红色和绿色字迹写着：「ZIONIST KIKE! 」 一如这类事件令人坐立难安(又不胜枚举)的是大学领导阶层那种狂打迷糊仗的回应。

在前往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作证 时，哈佛大学校长克劳汀．盖伊(Claudine Gay)、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莎莉．科恩布鲁斯(SallyKornbluth)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伊莉莎白．麦吉尔(Elizabeth Magill)的表现清楚表明校方已经聘请了律师来因应这类场合，而这三位校长也做足了功课。 她们在答卷中用四平八稳的解释，说明了第一修正案的规则如何在她们的校园里发挥作用―姑且不论该修正案在此究竟适不适用。 没错，关键在于脉络。

如果学生只是单纯喊着「从河流到海洋」的口号，那他们的言论自由确实该受到保障，前提是当中不存在暴力威胁或「歧视性的骚扰」。 但克劳汀．盖伊那措词十分谨慎的回答之所以激怒批评者，并不是因为那些话在「技术上」有什么错，而在于那与她过往的纪录显有不同―尤其在她担任文理学院院长的二○一八到二○二二年里，哈佛在大学言论自由上的各项排名都一路在溜滑梯，一直在触底。 乔治．佛洛伊德死时的盖伊就在哈佛院长任上。 佛洛伊德死后六天，她就此事发布了一篇声明，意思是她因远在明尼亚波利斯的事件感到亲身受到威胁。 佛洛伊德的死，她写道，凸显了「种族暴力在这个国家里的残酷程度」，并让她萌生出一股「强烈的脆弱感」。

她说她「重新意识到我们〔即美国的黑人〕即便在从事日常到不行的活动，像是跑个步……都可能伴随着莫大的风险。 在这个我只想把十来岁的儿子紧紧拥入怀中的时刻，我却很痛苦地意识到拥抱根本保护不了他什么」。 盖伊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一堆，当中却没有任何一句话能看出她意识到了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后，犹太学子们恐怕就一直怀抱着跟她同样的感受。 在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一则给教师的备忘录中，她是这么写的：「街头那些清楚可闻，呼吁种族正义的声响，也在我们的校园里回荡，由此我们必须去正视我们个人与体制中的不足处，必须体认到我们身为人师，对于推动以真相去对抗结构性不平等的恶性影响，有一份共同的担当。

」盖伊接着说：「这个瞬间提供了想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我们，一个意义深远的机会，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令其被白白地浪费……我今天写下这些，是为了表明我个人对这项转型计划的决心，并说明文理学院将在未来一年，为促进这项重要议程采取哪些初步的行动。 」 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一九一七年的〈以学术为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一文中曾振聋发聩地主张，政治动员不应见容于课堂，「因为先知与煽动者并不属于学术讲台」。 芝加哥大学出具在一九六七年的《卡尔文报告》(Kalven Report)也抱持同样的论点，那就是大学必须「保持独立性，不受政治风潮、激情与各种压力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各主要大学已彻底放弃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分野。 相较于此，位于我们金字塔顶端的院校已然拥抱了盖伊力主的「制度性改革」。 结果大家自己看看。 世界级的一流大学竟会三两下就中了沾染反犹太主义的政治之毒，或许会让人啧啧称奇，然而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 时间推回一百年前的一九二○年代，世间首屈一指的大学无疑都在德国。 与海德堡(Heidelberg)、图宾根(Tubingen)这等真正的大学城相比，哈佛与耶鲁更像是绅士俱乐部，学生在那儿关心的往往是美式足球，而不是物理研究。 在一九○一到一九四○年间，理科诺贝尔奖得主是德国人的比率超过四分之一；相形之下美国科学家的得奖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一。

爱因斯坦臻至生涯颠峰不是在他异动到普林斯顿的一九三三年，而是在他获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所长，以及普鲁士科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间。 剑桥培养出的科学家无论怎么杰出，也很难不觉得有去一趟德国朝圣的必要。 唯在德国当教授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原因或许可追溯回俾斯麦帝国的创建，甚或是得进一步回推至普鲁士时代的某种缘由，具备学术素养的德国人异常热衷在富个人魅力的领袖前俯首称臣，主要是他们深信唯有这样的领袖，才能维护德国民族主义计划的纯洁完整性。

今日的进步派人士假多元化与共融之名行种族歧视之实。 战间期德国的民族主义者起码不讳言他们想要的就是同质，就是排他。 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曾回忆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之后，她的丈夫马克斯．韦伯是如何阐述了他的民主理论给前最高军事统帅鲁登道夫将军了解： 韦伯：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猪圈一样的场面，在我眼里会等于民主吗？ 鲁登道夫：那你想像中的民主是什么模样？ 韦伯：在民主制度里，民众可以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 然后获选的人会说：「现在给我闭嘴听话。 」民众与政党将不再有自由去插手领袖要干么。 鲁登道夫：这么个「民主」还挺对我味儿的。 韦伯：之后民众可以入座审判。 要是领袖犯了错―就送他去绞刑台！

鲁迪．柯沙尔(Rudy Koshar)研究了马尔堡(Marburg)这座位于黑森邦(Hesse)的大学城，而其结果正说明了上述文化是如何引导德国学术界走向纳粹。 那些主要由新教徒构成的学生兄弟会早在一战之前，就已排斥犹太人，不让他们成为会员。 一九二○年三月，在推翻帝制、创建威玛共和国的革命所遗留下的动荡局势中，一个准军事性质的学生团体参与了一场以共产党工人为目标，想致人于死的攻击行动。

在四年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联盟(Völkisch-Sozialer Bloc)在马尔堡赢得了百分之十七点七的选票，而该联盟的内核成员就是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纳粹党。 律师与医师等都不缺大学学位的专业人士，在纳粹党内的比例远高于社会平均，一如大学生的比率也是(话说当年的大学生可不如现代社会普及)。 对中年律师而言，希特勒继承了俾斯麦。 而对他们的儿子来说，希特勒则是华格纳笔下的英雄黎恩济，是那位能够团结罗马人民的民粹领袖。

即便是马克斯．韦伯，这么个自诩为自由派的人，也难以在初生的民主显得如此脆弱时对魅力型领袖说不。 韦伯死于一九二○年，而短短三年后，德国便陷入了灾难性的恶性通膨。 对德国的学术界而言，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出任总理一职，代表的是民族的救赎时刻。 「我整个人直到最后、最深的一丝纤维，都彻底属于元首跟他崇高的运动。 」纳粹律师汉斯．法兰克(Hans Frank)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出席了有希特勒参加的音乐会之后，于日记里有感而发。 「我们实则是上帝的工具，为的是代祂消灭世间的邪恶力量。 我们是奉上帝之名与犹太人及其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 愿上帝保佑我们！

」这类想法帮助了法兰克与众多其他律师得以从一开始，就接纳了希特勒政权独具的系统性非法特质。 德国的学者们充当了希特勒的智囊团，为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骨架添上具体的政策血肉。 早在一九二○年，法学家卡尔．宾丁(Karl Binding)与精神科医师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便联袂出版了《给不值得活之生命的毁灭许可》(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一书，试图从养活一名「白痴」的年度花费中推论出有一笔「庞大的资本……正因全无生产性的用途而被从国民生产中去除」。

从这类分析往前延伸，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连接到一九四五年在哈特海姆城堡(Schloss Hartheim)精神病院所发现的那份文档，该文档推算，以日均支出三点五帝国马克，预期寿命十年为基准，到了一九五一年，杀害七万二百七十三名精神病患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将达八亿八千五百四十三万又八百帝国马克。 许多历史学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主要是他们大量产出带有偏见的历史论证，为德国在东欧的领土主张提供辩护，而这些论证往往暗示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甚至是种族灭绝。 ​《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书封。

＊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计划基金会（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华制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首席执行官，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 本文选自作者编着《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22位杰出学者联手，为了真正的科学而战！ 》（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