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我們的執法都陷入「情理法」或是「法理情」的困境中，也許這是我們存在已久的問題，但是如果標準不一，恐怕會讓執法者無所適從，甚至破壞了應該建立的法律公正性的紀律。 我們看到當台灣某藝人在日本做出違法的事情之後，日本政府就有一套制裁的方式，目前所知恐怕逃不過牢獄之災，而在這個事件上，從來沒有人從宗教信仰的層面企圖為她說項，我們看到的都是覺得她罪有應得，這就是在法律層面應該受到尊重最好的說明。 反過頭來，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台灣，恐怕就會有人出面為這個藝人開脫，認為這樣的行為當然不應該，但是背後有宗教的因素，所以最後可能用緩刑或易科罰金結案。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目前我們有太多重大的社會案件都是被”還有教化可能”所牽絆，其實這背後就是一種情勒，更是自以為是的情理法思維，或許符合以前台灣的社會現況，但是當我們要進入一個法治國家時，這樣的結果絕對是最大的阻礙。 而在比較生活上的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警察在取締交通違規時，我們就可已看到就有不同的標準，有的警察是以勸導為主，有的卻直接開罰，這對於民眾而言就是要靠運氣，但是公平嗎? 換個角度看，如果警察因為執法方式不同而導致民眾對於法律不信任，甚至因此跟警察大吵大鬧，恐怕不僅會浪費社會資源，更會讓警察最後顯得更有無力感。

就像之前有人在網路上PO出自己當檢舉魔人的成績，竟然有人是直接在底下留言開罵，這樣的對立或許影響不大，卻也顯示出我們社會的根本問題，如果不解決，恐怕衍生更多的後遺症。 個人認為，確實的遵守法律是每一個民眾都應該自我要求的事情，更是政府單位基本的認知，相關單位也應該要求第一線的執法人員秉持法律至上的原則，那我們的國家才可能在不斷的改變中成為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否則當”情理法”成為默契，彷彿就是給予執法人員隱形的特權，畢竟取締或勸導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間，那絕對是對一個法治國家最大的傷害。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