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近日就軍公教待遇調整法制化與人事制度變革召開公聽會。 這不僅是數十萬受僱者及其家庭的薪資議題，更直指台灣文官與教育體系正瀕臨崩解的永續危機。 長久以來，台灣軍公教調薪始終籠罩在行政權「看心情、視選情」的黑箱之中。 當國家薪酬被異化為執政者的政治恩賞，而非反映勞動價值的制度化報酬時，我們付出的代價便是公共治理量能的全面衰退。 攤開過去十年的經濟數據，軍公教待遇與總體經濟發展的脫節程度令人咋舌。 自民國105年至115年，台灣人均GDP預估從2萬3,091美元大幅躍升至 4萬2,000至4萬4,000 美元；社會最低工資月薪亦由20,008元拉高至29,500 元，累計成長47.44%。

反觀同一時期，軍公教待遇累積調幅僅約14.74%，不僅被經濟成長與最低工資漲幅拋在腦後，甚至連同期17.84%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都無法追平。 若進一步連鎖換算與民生密切相關的17項重要物價，其累積漲幅更高達24.74%。 這意味著基層人員的實質購買力正急遽縮水，生活成本壓力日益沉重。 薪資結構的長期僵化，已在基層引爆嚴重的人才流失潮。 以教育現場為例，我們面對的早就不只是少子化衝擊，更是教職吸引力的斷崖式崩盤。 近年越來越多學校在教師甄選時，面臨報考人數少於缺額的窘境，代理教師更是反覆招考卻乏人問津。 當行政責任與教學負荷與日俱增，薪資競爭力卻逐年倒退，優質人才選擇黯然退場，不過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必然結果。

要終結「國家作為不良雇主」的惡性循環，立法院本會期勢必得完成待遇調整的法制化工程，讓調薪機制從政治恩給回歸制度正義。 這項轉型必須奠基於幾個核心基礎：首先，應建立每年定期審議與法定觸發機制，主管機關須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時程，每年提出評估報告並召開審議會。 一旦累積物價漲幅達法定門檻便應強制啟動調整方案；即便最終決議不調薪，也必須對外提出具體說理。 其次，審議過程必須摒棄過去以「整體考量」作為空白授權的卸責之詞，明定前次調整以來的累積 CPI 及重要民生物價指數為客觀底線，再輔以人才招募留任與國家財政條件，作為連動評估的基準。 再者，審議委員會不能淪為官僚體系的獨角戲，必須保障受僱者的實質參與。

現職軍人、全國性公務人員及教師組織代表應享有足夠的表決權與參與席次，且代表名單須由具代表性的團體自主推派，嚴禁行政機關越俎代庖。 同時，必須落實資訊公開以追究政治責任，會前提供研究報告與財務評估，會後限期公開會議紀錄與表決結果。 若行政院最終變更或推翻審議結果，更應提出具體事證並接受國會監督。 最後，除了本薪的通案調整，反映專業、特殊風險與重度負荷的各類加給與鐘點費也絕不能長期凍結，並應建立公立教師、私立學校及教保人員合理連動的薪酬保障機制。 建立一個公開、透明、客觀且具可預測性的審議制度，絕非漫天要價，而是重塑台灣文官與教育體系尊嚴的必經之路。 ＊作者為全教總政策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