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聯油脂大豆油苯駢芘超標事件爆發後，社會高度關注，公衛學者詹長權教授日前發表〈台糖該不該通報苯駢芘超標油？ 〉一文，從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的角度，呼籲各界重視食品安全的源頭預防與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 然而，平心而論，詹教授文章中對於法律適用、供應鏈實務以及「道德期待」與「法治國原則」的混淆，恐將引導社會走向「以情緒代替法治、以事後期待倒推當下責任」的危險誤區。

評析這場爭議，我們必須回歸現行法制、產業實務與現代行政法的基本界線，釐清以下幾個關鍵盲點： 一、 混淆「法律明確性」與「政策期待的擴大解釋」 詹文試圖將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第5項所規範的「產品有危害之虞」時的通報義務，透過同法第3條或第7條第2項的檢驗規定，擴大解釋為包含「買方在合約驗收前退貨的原料」。 這在行政法學理上是典型的「以事後的政治與政策期待，倒推當下的法律責任」。 在我國法治架構下，行政罰與刑罰必須嚴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則」與「明確性原則」。 現行食安法第7條針對的是「產品」的回收與通報義務；台糖在採購驗收階段於中聯廠區抽驗、發現超標並當場拒收，該批粗油自始至終未進入台糖供應鏈，台糖也未取得所有權。

如果主管機關或法院可以用「目的論」去任意擴大解釋非所有人必須負擔法定通報義務，將導致企業面臨無法預測的法律風險。 事實上，行政院後續之所以必須大費周章提案修法，正證明了「現行法確實做不到這一點」。 若現行法本就可以涵蓋，政府又何須修法增訂新條文？ 二、 混淆「原料拒收」與「供應鏈通報責任」：台糖案與南僑案的根本差異 在輿論討論中，外界常將「台糖案」與「南僑案」混為一談，甚至質疑兩者同樣驗出超標，為何南僑受罰、台糖卻不用？ 要釐清此盲點，必須說明兩者在「產權歸屬、檢驗場域與法律地位」上的差別： 南僑案（法定通報義務人）：南僑是在自身廠內，針對「已購入、取得所有權並預計投入生產之食用油產品（或半成品）」進行自主檢驗。

因為該批油品已經進入其廠區與供應鏈，南僑在法律上是該批產品的持有人與製造主體，當驗出超標卻未依法通報時，觸犯食安法第7條第5項，遭受裁罰理所當然。 台糖案（合約驗收與拒絕交易）：台糖則是在賣方（中聯油脂）的廠區進行採購驗收。 台糖在取貨前抽驗發現粗油超標，隨即當場拒收、取消交易。 該批問題油自始至終被封鎖在賣方廠區，台糖既未買下它、未取得所有權，更未讓它進入自家供應鏈或工廠。 詹文質疑台糖「退貨」只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未能協助政府及早掌握風險。 詹文言「退貨」與事實不符，因為雙方買賣並未成交，貨物(粗油)也未進到台糖，台糖更未取得貨物(粗油)，因此，還談不上「退貨」。 同時此論點更忽略了現代自由市場中「供應鏈分工與契約驗收」的本質。

在產業實務中，真正的違法源頭與法定通報義務人，是產出並擁有該批問題產品的中聯油脂。 若要求一個在交易未完成即成功把關、拒絕讓毒油進入自家供應鏈的買方，去替賣方承擔通報責任，不僅在民法所有權邏輯上不通，更會對整體產業造成致命的寒蟬效應——未來企業若發現「未成交之貨物，沒有所有權，還要背負通報義務與挨罰風險」？ 這種倒果為因的苛責，對食安防線而言，反而是嚴重的傷害。 三、 混淆「國營事業社會責任」與「法治國依法行政」 詹文特別強調台糖身為國營事業，不應只求「依法行事」，而應負起更高的公共治理期待。

國營事業固然背負較高的社會信賴與公益使命，但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有沒有違法」必須有一把客觀的尺，不能因為身分是國營事業就隨意因人設事、擴大解釋法律。 若台糖在法律上確實不具備通報義務，卻因為輿論壓力而被要求以違法論處，這不僅破壞行政法學理，更是對法治國原則的傷害。 提升國營企業的公益表現，應透過內部內控與行政指導來要求，而非在沒有法源依據時，事後要求企業扛起超越現行法律的責任。 四、 擁抱預防醫學價值，更須承認現行法的極限 詹教授在文末引用職業醫學之父拉馬茲尼「預防遠勝於治療」的名言，這確實是所有公衛與防疫專業人士應牢記的金玉良言。

然而，歐盟的先進制度（如RASFF快速預警系統）與各國的預防機制，從來不是靠「苛責合法無權的買方」來達成，而是靠「完善的立法與強制通報規範」來支撐。 正因為現行法有漏洞（只管成品、不管原料退貨），所以行政院才必須提出修法，將實驗室異常與原料端納入24小時強制通報。 我們應當支持修法、補足制度，但在新法生效前，必須坦承現行法的極限。 食安危機真正的教訓，在於政府要補破網、企業要落實自主檢驗，而違法隱匿者必須付出沉重代價。 我們追求一個更值得信賴的食品安全制度，但這個制度的建立，絕對不能建立在「曲解現行法律」與「情緒化苛責合法企業」的泥沼之上。 ＊作者為公衛學者、國家韌性研究者